Tag: 臺灣俘虜收容所

同盟國很早就知道有一批戰俘被拘留在臺灣的金瓜石，然而不論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或是利益保護國的代表來臺探望戰俘時，日軍都以金瓜石位於要塞地帶為由，拒絕這些代表前往當地訪視。 美軍開始空襲臺灣後，由於投鼠忌器，轟炸的目標都盡可能避開已知的戰俘營周邊。下圖取自美軍作於1945年初的一份目標情報分析報告，在臺北州內就標示出四處疑似戰俘營的大略位置，但只有被我用紅色圈起的地點確實設有戰俘營（金瓜石、大直、木柵），最左邊的綠色框所指位置則是錯誤的情報。 我曾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指稱美軍曾經空襲金瓜石戰俘營，雖然我知道美軍不會這麼魯莽，也沒看過美軍的作戰報告記載過，但都不算是一槍斃命的鐵證。 沒想到真正的有力證據竟隱身在戰犯審判的文件裡：從金瓜石第一分所開設到關閉為止，都被拘留於此的英軍J. T. N. Cross少校（戰後的軍階），在作證時明確講出，金瓜石戰俘營從未遭到空襲（見下圖）。所以我們終於可以敲下審判槌，宣布結案！

1929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第9條規定，無論何時均不得將戰俘送往暴露在戰火之下的地點。二戰結束後，臺灣俘虜收容所長在戰犯法庭受審時，提到臺北鐵道工場僅在1944年10月間曾遭到美軍空襲，在鐵道工場工作的戰俘並未真正受到空襲的威脅，作為其脫罪之辭。 上圖的文件顯示，臺北鐵道工場確實在臺灣沖航空戰期間遭美國海軍艦載機攻擊受損。經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曾令毅博士的提點，我在臺灣總督府編纂的《臺灣空襲狀況集計》裡，又找到臺北鐵道工場在1945年1月3日被美軍艦載機空襲的記錄（如下圖）。但除此之外，就沒有在史料中找到其他遭到空襲的日期。據曾博士所言，臺北鐵道工場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因空襲所致的損害並不嚴重。 臺北鐵道工場之所以未遭到猛烈轟炸，是否確實如這位受審的收容所長所言，是因為日本政府已經把戰俘在臺北鐵道工場工作一事通知同盟國，目前尚未找到史料可以佐證。

經由網友「阿里巴巴」的介紹，我買了《永遠的台灣島：一九四五年，舊制台北高校生眼中敗戰的台北》來看。以往看過關於終戰前後台灣的記述，多半是根據日後的回憶寫成，特定事件發生的日期有時與史實不符，不然就是模糊帶過。《永遠的台灣島》卻讓我十分驚奇，因為有些書中描繪的事件除了有正確的日期，內容也跟我看過的史料一樣清晰（我相信某些我看過的史料是作者不可能接觸到的）。讓我不禁懷疑這本書並不只是「回憶點點滴滴」，部分內容極有可能來自作者當時寫下的日記。 作者在進入1945年4月後的篇章裡，寫下「每天晚上，每隔一小時，會有一架美國的B-24轟炸機飛到台北上空」的記述。大部分人回憶美軍對台北市的轟炸，都聚焦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其實美軍從4月中開始，經常在夜間出動零星的B-24到台北市進行騷擾式轟炸。作者「每天晚上」的說法並不是那麼精確，卻可以說明那種到了夜裡也要繃緊神經的心理壓力。 作者曾在前往台北市區出公差的途中，看到卡車上載著紅毛兵俘虜，前往圓山後面的收容所，這些俘虜顯然就是日軍派往台北鐵道工場做工的台灣俘虜收容所大直第六分所戰俘。有很長一段時間，日軍每天早上派車從大直把這些戰俘載到鐵道工場，傍晚再用車載回大直。這是我第一次在日人的戰時回憶中看到相關的描述。 日皇在8月15日透過玉音放送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後，作者稱第十方面軍在第二天仍指示要堅決抗戰。到了8月18日，作者又到台北市出公差，途中聽到紅毛人俘虜高聲合唱英文歌曲。根據俘虜收容所長在戰犯審判的供述，日軍是在這一天才讓戰俘擁有自主管理權。 當作者在戰後首次看到進駐台灣的中華民國軍隊時，他的感覺是「靜靜的、慢慢湧現的訝異」。他描述這些中國軍人「身上的外衣像棉襖似地鬆鬆垮垮。還有士兵把兩隻軍靴吊掛在腰上。隊伍當中，也有一批人手上拿的是鍋而不是槍。…士兵裡頭，還有人是背後插著一把傘的，真教人詫異。」跟我看過其他地方寫的「乞丐兵」印象相去不遠。不過作者也提到這些士兵表情柔和，像大佛一樣。 我還沒看完此書，但如同蔡錦堂教授在導讀中所說，本書涉及的哲學與文學部分，也是相當精采，在此推薦給大家。

在上圖右側的臺灣俘虜收容所大直第六分所與左側人工湖之間，可以看到井然有序的建築群。然而找遍日本時代的老地圖，都看不到這些建築物的正式名稱，僅有美軍在1945繪製的臺北市地圖上註記為學校或兵營（見下圖），但這只是美軍根據航照所作的判讀結果，非正式名稱。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戰後審判日軍戰犯的文件卻為我們提供了答案。在辯方（為戰犯辯護）提出的物證中，有一份地圖註記這塊區域為Young-Men-Training Party，這應該是從戰犯手繪的日文版地圖翻譯過來的，不過原始的日文版地圖已經佚失。 交叉比對同時期日方印行的出版品，可以得知這裡就是勤行報國青年隊臺北訓練所的位置。勤行報國青年隊曾經從事臺灣神社的外苑工事，這也將戰俘在證詞中提到的boys連結了起來。 我常感嘆戰後有關臺灣俘虜收容所的相關書籍幾乎清一色是從盟軍戰俘的角度來描繪，即使在已公開的戰犯審判文件中出現了戰俘方不可能知曉的資訊，也未反映在這些書籍。我不知道這是否因鄙視戰犯的傲慢而以人廢言，還是因為單純的研究不到位。這不僅讓大眾難以了解臺灣俘虜收容所這個議題的全貌，有時甚至還誤導了大眾。

過去研究美軍空襲時，經常在網路上看到「X地因為有Y設施，所以遭到美軍空襲」的說法。與美軍作戰報告交叉比對後，有些論述確實經得起考驗，有些顯然就是看圖說故事、倒果為因。某地遭美軍轟炸，固然多半是因為美軍鎖定了當地的特定目標，但也有可能是投彈後彈著點偏移、誤判目標（美軍以為有某設施，但其實沒有）、誤認目標（美軍以為空襲的是甲地，但其實是乙地）、天候不良而盲目轟炸、飛行過程隨機轟炸等因素造成。 開始關注二戰期間的臺灣戰俘營後，也看過「美軍刻意避開花蓮港的戰俘營，所以此處未曾遭受空襲」的講法。美軍空襲臺灣，始於1943年11月的新竹空襲，而大規模的空襲則是過了將近一年後，從1944年10月的臺灣沖航空戰才真正展開。 在美軍開始轟炸臺灣之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曾於1943年5月下旬派代表來臺訪視戰俘營（見《紅太陽下的紅十字》一文）。日軍為了國際觀感，早在一個月前就把花蓮港第四分所的戰俘送往新開設的玉里第五分所，以便讓紅十字會代表留下好印象，但日軍也安排這位代表參觀了人去樓空的花蓮港第四分所。 紅十字會代表離臺後，日軍把玉里分所的大部分戰俘又送回花蓮港分所，然而不到一個月，第四分所就從花蓮港遷移到臺南的白河。同年9月，瑞士（代表美國及英國）與瑞典（代表荷蘭）的駐日外交官來臺訪視戰俘，日軍依然不讓這兩名代表到金瓜石實地勘察第一分所，只讓他們探視其他五座分所。瑞典代表事後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從報告內容就可推論花蓮港已無戰俘營。相信美國也經由外交管道取得了這份報告。 1944年6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再度派代表來臺視察戰俘營，從他的訪視報告中，也可看到當時在花蓮港並沒有戰俘營： 美軍在1944年10月的行動中，就空襲了花蓮港一帶的目標，距離花蓮港第四分所原址不到一公里的專賣局花蓮港支局也遭到轟炸（注意現在的花蓮酒廠是戰後才遷移的，不是當時花蓮港支局的位置）。當時的美軍作戰報告中，從未提到要避開花蓮港的戰俘營。 次年2月，美軍出了一份情報分析資料，在花蓮港地區的部分，提到當地無已知的戰俘營： 美軍從空照研判花蓮港戰俘營的原址是一座兵營，而兵營在美軍空襲臺灣的行動中，向來不是排在前面的目標。所以這裡可以躲過二戰的摧殘，主要原因仍是它本身的價值不高，另外再加上運氣好，才沒有被空襲附近目標的美機誤擊。

昭和16年（1941年）7月，臺灣總督府任命石井稔為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於理農學部任教。石井稔原籍大阪，臺北第一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及大學院畢業。石井在升任助教授前，已經發表過多篇論文，他的學術成就還被收錄在昭和17年的《臺灣經濟年報》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石井稔於1942年7月再度入伍，被分發到臺灣俘虜收容所本所擔任所員。同年11月，當大直本所開始接收盟軍戰俘時，石井稔也被派到這裡。隨著日本戰敗，石井稔跟其他臺灣俘虜收容所裡的日軍人員因戰犯罪名遭到拘捕，送往香港受審。由英軍組成的軍事法庭指控石井稔在擔任大直第六分所長的期間虐待戰俘，不過事實上石井稔從未當過第六分所的分所長（順便一提，他在大直任職的期間，大直的戰俘營也不叫第六分所）。雖然如此，法庭仍認為他在大直是有實權的高階軍官，必須負起責任，而將他判刑。 石井稔在臺北帝國大學擔任教授時配有宿舍，而這間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28巷1號的日式宿舍竟然奇蹟似的留存下來，現在是日式餐廳「野草居食屋」的營業據點。

二戰期間在臺灣虐待盟軍戰俘的日軍戰犯，經判決確定、發監執行，最終服刑完畢或假釋出獄後的下落如何？拜網路發達之賜，我找到一些零星資料，在此分享。 被判無期徒刑的前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早早就獲得假釋，之後活到96歲高齡，於1990年6月去世。 臺灣俘虜收容所初代所長中野準一大佐，假釋後不過幾年，在1960年4月過世。第二任所長佐澤秀雄大佐，曾為文描述美軍溫萊特中將在俘虜收容所裡的遭遇，發表在雜誌上。卒年不詳，但應該在1959年之後。 門根彪少佐是極少數在臺灣受審的虐俘戰犯，遭判刑七年確定。1951年假釋後，在奈良市開設精宏社銃砲火薬店（也算學以致用？），於1969年11月去世。 與諫山春樹同案受審的小池金市法務大尉被判四年懲役，服刑三年後於1950年出獄，之後在關東地區繼續擔任弁護士（律師）。明治43年（1910年）出生的小池非常長壽，至少活到10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