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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網路上看到日本岡山大學中尾知代教授寫的《研究ノート（２）捕虜と原爆：連合軍捕虜解放と原爆使用の是非》，文中也提到我在上一篇引用的臺俘警第10號《俘虜ニ対スル非常手段ノ件左記ノ通回答ス》文件。對於文件最末「痕跡ヲ留メザルヲ本旨トス」這句話在東京大審中被翻成英文的 “Leave no traces” 後廣為流傳，她的看法相當有趣，也切中我心、深有同感： 英国に伝わり、英国から各国に伝わり（它被傳到英國，然後從英國傳到其他國家） 只憑著這一份文件，就把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為金瓜石戰俘開挖一座隧道捷徑的目的，說成是要殲滅所有戰俘的始作俑者，是前第一分所戰俘John O. Edwards上士。這個謬誤的推論由英國籍的他傳達到他寫的回憶錄《Banzai You Bastards!》，再從這本書傳到全世界，所以也影響了在臺灣出版的《Never Forgotten》。 經過二手傳播後，《Never Forgotten》還把這份由臺灣俘虜收容所擬定、發給第十一部隊的臺俘警第10號文件，無限上綱為日本政府陸軍部發給亞洲地區各俘虜收容所的指令（見該書的第251頁）！ 目前關於臺灣戰俘營的知名著作幾乎都是歐美人士所寫，其中不少作者還是戰俘本人。他們的資訊來源一面倒向盟軍戰俘一方，鮮少採用日軍方面的說法，所以建構出來的歷史出現了許多明顯的縫隙。然而他們常用過度的歷史想像去填補這些縫隙，因此造成某些人物被妖魔化，甚至阻礙了對相關事件的深入討論，導致片面的歷史敘述主導了話語權。 原本我以為，日軍是到了1945年春戰況極為不利時，才下令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可以釋放戰俘。中尾知代教授的文章揭露了一份我從未看過的文件，把這個決定的時間點又提早了半年。在1944年9月11日的陸亞密第1633號中，陸軍次官針對情勢激變之際要如何處置戰俘與被拘留的平民（日文為「軍抑留者」），下達以下指示： 一、為了防止戰俘及軍抑留者落入敵手，戰俘營及平民集中營的地點選擇、遷移的時機與方法應依照情勢進行調整。二、在受到敵方攻擊而使局勢確實無法避免的情況下，軍抑留者應被釋放，戰俘也可以被釋放。三、即使在採取自衛的非常措施時，也應努力避免給敵方提供任何加劇敵對情緒的藉口、利用該情況進行宣傳、或進行報復行動的理由。 最後日本在盟軍登陸本土和臺灣之前就宣布投降，所以上述指示的第二、三點沒有實現的機會。第一點的內容則確實曾在臺灣實施過（不過是根據陸軍部在1945年春下達的一份更詳細的指令），未來我再找機會詳述。

我的正職工作其實是跟這個部落格完全不相干的Big Data，做這一行的人應該都知道「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也就是當一件事發生，正好另一件事也發生，並不表示這兩件事之間就有因果關係存在。 前臺灣俘虜收容所戰俘James T.N. Cross中尉在臺期間，私下保留了一份個人日記（但不是天天都寫），這份日記在戰後的戰犯審判中曾被拿來當作指控日軍的證物。1944年11月，當Cross中尉仍在金瓜石第一分所時，記述了如下的內容，提到連接分所與礦坑的一座隧道完工，戰俘可以直接從分所走隧道至礦坑，不用再擔心淋濕或受寒： 只提到淋濕和受寒，其實過度簡化了戰俘在這座隧道建成之前，每天上下工的過程中面對的艱難和危險。戰俘早上從第一分所出發後，先要爬上一個小山頭，然後急下一段長陡坡，才能到達礦坑的入口。所以在開始工作之前，就得消耗大量的體力，冬季金瓜石濕冷的天氣，讓走下陡坡又增添了一分危險性。這座隧道的完工，讓戰俘免除了上工與下工的苦勞（雖然仍免不掉更辛苦、危險的挖礦工作）。 這樣一座看來對戰俘有利無害的隧道，在戰後卻被描繪成日軍為了殺害戰俘而興建的死亡陷阱！ 1946年春，同樣曾被拘押在金瓜石第一分所的前英軍戰俘John O. Edwards上士，以戰罪調查小組的身分回到臺灣。他在金瓜石第一分所的遺址，找到一份日軍殘存的日誌，其中在昭和19年（1944）8月1日這一天紀錄了上級下達在緊急狀況以非常手段處置戰俘的命令。這份日誌後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即俗稱的東京大審）被檢察官當成證物，由於當年科技不發達，是以下圖這種手抄的方式複製： 命令規定採取非常處置的時機，包括發生大規模暴動、非使用兵器無法鎮壓時，及脫逃者可能變成敵對的作戰武力時。可採取的手段包含大規模爆破、毒氣、毒物、溺死、斬首等，務必不讓任何一人有逃脫的機會，且不留下任何痕跡。 Edwards上士在1990年代出版的回憶錄《Banzai You Bastards!》中指出，上述的隧道完工後，他跟其他幾名戰俘聽兩名對戰俘友好的臺灣人說，日軍計畫在美軍登陸臺灣之際，把所有戰俘殺掉。於是他們幾個戰俘秘密討論後，認定這座隧道建造的真正目的，是在美軍登陸時作為戰俘的死亡陷阱。（原文是…we all decided that the real reason for building that tunnel was now…

1942年下半，日本和美、英兩個交戰國進行了「抑留者」的交換行動。雙方各派出輪船，把開戰後走避不及而拘留在本國內的敵對國外交官、商人、學生、一般居民等不具戰俘身分的人士，載運到中立國葡萄牙位於非洲的屬地洛倫索馬克思（Lourence Marques），交換本國籍人士後返國。上圖即為日本派出與美國交換抑留者的輪船淺間丸，返國進入橫濱港的照片。 這些日籍抑留者回國後，有些就被日本政府當成對外宣傳的工具，控訴同盟國當局如何虐待被關在集中營裡的同胞。臺灣日日新報從1943年1月起，陸續刊登相關的報導，以下為其中兩則。 這些宣傳的影響甚至還深入到臺灣俘虜收容所。1943年2月底，拘留在花蓮港第四分所的高階將領被日方管理人員要求寫信給母國政府，請求改善日籍抑留者在集中營裡的待遇。美軍溫萊特中將同意照辦，但是英軍白思華中將拒絕。 戰後被揭發的日軍軍官門根彪虐待戰俘案，跟上述抑留者遭虐的新聞也有關。據第四分所所員若杉治朗所述，門根彪認為第四分所內高階俘虜的待遇，比報上所說日籍抑留者好得太多，他的意見影響了他的手下，間接造成第四分所內的第三波戰俘遭毆打事件。

之前我曾寫到二戰期間盟軍戰俘在臺北鐵道工場的經過。在臺灣俘虜收容所第六分所第二分遣所完工之前，日方每天派車把戰俘從大直載到鐵道工場，下工後又載回大直。由於鐵道工場本身有相當多的日籍員工（臺灣人當時也是日籍），所以戰俘的上下工的時間比員工提早一小時，以避開進出工場的人潮。 日軍規定戰俘在工場內只能與配戴臂章的員工說話，但非必要時也不得交談。此外，戰俘禁止收受員工給予的禮物，或與員工交換物品，也不得把工場裡的東西帶回戰俘營。日軍將這些規定寫成告示，張貼在工場和食堂裡。這些規定跟曾令毅老師轉述鄭萬經先生的口訪內容大致相同。 在鐵道工場做工的戰俘唯一的「福利」，大概就是下工後可以到浴場裡沐浴，洗去身上的髒污和一天的疲累。下面這張作為戰犯審判證據的浴場外觀圖，不知道是誰畫的，由於與實際的外觀略有出入，所以應該是憑記憶畫的，但圓拱形的屋頂肯定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年的文博會期間，我終於有機會進到這座浴場，站在戰俘當年曾經站立過的地方。或許，當時有戰俘從一樣的角度望向窗外，想著哪一天才能重獲自由。 戰俘在這裡的短暫經歷，只是鐵道工場長達九十年歷史裡的雪泥鴻爪，已經消逝無跡。但我期望鐵博正式成立後，可以在第二期、第三期的展覽內容加入這一段鮮有人知的故事。

位於大直的臺灣俘虜收容所本所（後來改制為第六分所），從1942年11月起接收戰俘。半年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代表從日本來臺訪視戰俘，也到過大直本所，因此同盟國很早就知道在大直地區有座戰俘營。 美軍早在1943年4月就開始以飛機偵照臺灣，後來也在偵察照片中的大直一帶，找出疑似戰俘營的設置地點。下面這張照片取自美國第14航空隊於1944年6月產出的一份情報分析，照片本身攝於1944年3月，在編號13的位置標示了疑為戰俘營的設施： 美軍對這座設施的判釋如下： 1944年10月12日，美軍艦載機大舉襲臺，揭開一連串空襲臺灣的序幕，也為戰俘帶來了重獲自由的希望。根據大直分所戰俘Sowerby中尉的日記，一枚日軍高射砲彈的引信在13日早上從空中掉落，穿透戰俘營房的屋頂，打傷了一名戰俘的手臂。 雖然執行空襲任務的美軍飛機會避開疑似戰俘營的位置，但拘留在此間的戰俘卻不可能知道美軍已經透過偵照發現戰俘營。所以戰俘當天就向第六分所長久留田巖提出請求，要日軍在戰俘營的屋頂清楚標示代表戰俘的英文字POW或紅色的十字符號。久留田以電話聯繫已調回市區內本所的所員若杉治朗，要他向所長佐澤秀雄請示。佐澤認為茲事體大，不敢擅作決定，於是派遣若杉前往臺灣軍司令部請示高層。司令部方面認為沒有必要標示，若杉先向佐澤上報，再回報給分所長。 次日，久留田透過通譯對戰俘表示，美軍向來野蠻殘酷，見到醫院或戰俘營就蓄意攻擊，完全漠視日內瓦公約，如果標示出戰俘營的位置，美軍可能還會空投武器彈藥給戰俘，因此拒絕了戰俘們的請求。久留田還說，假如戰俘自行做了標示，那麼他就會命令部下對空襲的飛機射擊，故意引來他們的攻擊。 日軍規定在空襲警報期間，戰俘必須回到營舍的床上，關閉所有門窗，而且不得離開床上或從門窗縫隙偷看。但是戰俘不斷要求設置防空避難設施，所以日軍後來同意由戰俘在分所大門北側的山腳下挖掘防空壕。然而戰俘人力不足，又缺乏必要的工具，這座防空壕在下挖到岩盤後就停工了。 幸好美軍已經知道空襲要避開這個地點，所以大直分所存續期間，唯一一件與空襲有關的傷亡就是1944年10月13日受傷的那名戰俘。 （本系列完）

同盟國很早就知道有一批戰俘被拘留在臺灣的金瓜石，然而不論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或是利益保護國的代表來臺探望戰俘時，日軍都以金瓜石位於要塞地帶為由，拒絕這些代表前往當地訪視。 美軍開始空襲臺灣後，由於投鼠忌器，轟炸的目標都盡可能避開已知的戰俘營周邊。下圖取自美軍作於1945年初的一份目標情報分析報告，在臺北州內就標示出四處疑似戰俘營的大略位置，但只有被我用紅色圈起的地點確實設有戰俘營（金瓜石、大直、木柵），最左邊的綠色框所指位置則是錯誤的情報。 我曾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指稱美軍曾經空襲金瓜石戰俘營，雖然我知道美軍不會這麼魯莽，也沒看過美軍的作戰報告記載過，但都不算是一槍斃命的鐵證。 沒想到真正的有力證據竟隱身在戰犯審判的文件裡：從金瓜石第一分所開設到關閉為止，都被拘留於此的英軍J. T. N. Cross少校（戰後的軍階），在作證時明確講出，金瓜石戰俘營從未遭到空襲（見下圖）。所以我們終於可以敲下審判槌，宣布結案！

1929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第9條規定，無論何時均不得將戰俘送往暴露在戰火之下的地點。二戰結束後，臺灣俘虜收容所長在戰犯法庭受審時，提到臺北鐵道工場僅在1944年10月間曾遭到美軍空襲，在鐵道工場工作的戰俘並未真正受到空襲的威脅，作為其脫罪之辭。 上圖的文件顯示，臺北鐵道工場確實在臺灣沖航空戰期間遭美國海軍艦載機攻擊受損。經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曾令毅博士的提點，我在臺灣總督府編纂的《臺灣空襲狀況集計》裡，又找到臺北鐵道工場在1945年1月3日被美軍艦載機空襲的記錄（如下圖）。但除此之外，就沒有在史料中找到其他遭到空襲的日期。據曾博士所言，臺北鐵道工場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因空襲所致的損害並不嚴重。 臺北鐵道工場之所以未遭到猛烈轟炸，是否確實如這位受審的收容所長所言，是因為日本政府已經把戰俘在臺北鐵道工場工作一事通知同盟國，目前尚未找到史料可以佐證。

經由網友「阿里巴巴」的介紹，我買了《永遠的台灣島：一九四五年，舊制台北高校生眼中敗戰的台北》來看。以往看過關於終戰前後台灣的記述，多半是根據日後的回憶寫成，特定事件發生的日期有時與史實不符，不然就是模糊帶過。《永遠的台灣島》卻讓我十分驚奇，因為有些書中描繪的事件除了有正確的日期，內容也跟我看過的史料一樣清晰（我相信某些我看過的史料是作者不可能接觸到的）。讓我不禁懷疑這本書並不只是「回憶點點滴滴」，部分內容極有可能來自作者當時寫下的日記。 作者在進入1945年4月後的篇章裡，寫下「每天晚上，每隔一小時，會有一架美國的B-24轟炸機飛到台北上空」的記述。大部分人回憶美軍對台北市的轟炸，都聚焦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其實美軍從4月中開始，經常在夜間出動零星的B-24到台北市進行騷擾式轟炸。作者「每天晚上」的說法並不是那麼精確，卻可以說明那種到了夜裡也要繃緊神經的心理壓力。 作者曾在前往台北市區出公差的途中，看到卡車上載著紅毛兵俘虜，前往圓山後面的收容所，這些俘虜顯然就是日軍派往台北鐵道工場做工的台灣俘虜收容所大直第六分所戰俘。有很長一段時間，日軍每天早上派車從大直把這些戰俘載到鐵道工場，傍晚再用車載回大直。這是我第一次在日人的戰時回憶中看到相關的描述。 日皇在8月15日透過玉音放送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後，作者稱第十方面軍在第二天仍指示要堅決抗戰。到了8月18日，作者又到台北市出公差，途中聽到紅毛人俘虜高聲合唱英文歌曲。根據俘虜收容所長在戰犯審判的供述，日軍是在這一天才讓戰俘擁有自主管理權。 當作者在戰後首次看到進駐台灣的中華民國軍隊時，他的感覺是「靜靜的、慢慢湧現的訝異」。他描述這些中國軍人「身上的外衣像棉襖似地鬆鬆垮垮。還有士兵把兩隻軍靴吊掛在腰上。隊伍當中，也有一批人手上拿的是鍋而不是槍。…士兵裡頭，還有人是背後插著一把傘的，真教人詫異。」跟我看過其他地方寫的「乞丐兵」印象相去不遠。不過作者也提到這些士兵表情柔和，像大佛一樣。 我還沒看完此書，但如同蔡錦堂教授在導讀中所說，本書涉及的哲學與文學部分，也是相當精采，在此推薦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