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經歷過台灣空襲的耆老談起他們的戰爭記憶時，可能會說當年美軍的B-29轟炸機如何如何。其實台灣經歷美國陸軍第20航空隊B-29轟炸的期間非常短暫，只有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加起來連十天都不到，遭受轟炸的也限於少數幾個大城市。可能是受到當時統治當局宣傳的影響，才讓這些老一輩印象深刻，他們所經歷的十之八九都是其他飛機的空襲。不過上面這張照片（點擊可放大）就是B-29空襲台灣的照片，從照片上的註記MB11可以知道這是1944年10月16日執行的第11次轟炸任務，也就是B-29第二次轟炸台灣（第一次是10月14日）當天的主要目標是岡山與屏東兩座飛行場，上圖即為炸彈投下前的岡山飛行場，拍攝的飛機隸屬第444轟炸大隊。下圖是第468轟炸大隊同一天拍攝轟炸屏東飛行場的照片，照相的時間點剛好抓到了落下的炸彈。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B-29由於機身較大，所以在機身後段未加壓的機艙內裝設了照相機，拍攝轟炸前（pre-strike）與轟炸後（post-strike）的照片，作為情報蒐集與成效分析之用。 Source: USAAF B-29 Familiariz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ual 美軍還將一部分的B-29改裝成專職的偵察機，在上述機艙前面的加壓段裝設六具相機，型號改為F-13。歷史上最有名的F-13，應該是名為Tokyo Rose的這一架。它在1944年11月1日執行了一次偵照日本的任務，目標包括東京地區，是美軍飛機在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空襲日本後首次飛越日本上空，因此有高度的象徵意義。Tokyo Rose雖然也是在第20航空隊編制下，卻是隸屬於第21轟炸機司令部（XXI Bomber Command），而非空襲台灣的第20轟炸機司令部（XX Bomber Command）。以下兩張照片裡的飛機就是Tokyo Rose，第二張照片還可以看到一名士官扛著一具空用相機。 屬於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第一架F-13是在1944年11月25日才飛抵印度，之後再飛越駝峰抵達中國四川的前進基地。這架序號42-24567的F-13在1945年1月13日執行編號5MF9的偵照台灣任務，在底片上留下了AC 567的註記：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圖是42-24567在5MF9任務拍攝的照片之一，照片裡的島嶼就是現稱小琉球的琉球嶼：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另一架F-13在1945年1月18日執行編號5MF15的偵照台灣任務，拍下了以下照片，右側的白色V字形就是松山飛行場。所以B-29雖然未曾轟炸過台北市，在戰爭期間是曾經飛越台北上空的（戰爭結束後，B-29也曾經到台北市上空空投物資給盟軍戰俘）。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在使用這些美軍偵察照片時，照片上的註記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訊，但是使用上仍要注意，因為忙中還是會有錯。例如5MF15任務照片的最前面附了下面這張地圖，標示出涵蓋的區域，但卻把日期寫成1944年1月24日。第40轟炸大隊在1944年初都還沒有進駐亞洲，怎麼可能偵照台灣？再比對其他的文件，也可以發現24日的日期不對，應該是18日：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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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版的看見台灣：第21照相偵察中隊的對台偵照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上面這張照片（點擊可放大）取自美軍情報單位在1944年2月完成的《Formosa Interim Report》，照片上標示的主要地區為淡水（Tamsui）、北投（Hokuto）、士林（Shirin）、松山機場（Matsuyama Airport）、台北（Taihoku）。照片右上角註明的拍攝日期為1943年4月1日，所以這是目前為止我找到的最早一張美軍對台空中偵察照片。在同一份報告中，桃園及新竹地區的偵察空照也是在同一天拍攝。不過報告所附台灣其他地區的空照拍攝日期就晚得多，而且集中在1943年的11與12月。雖然報告並未說明拍攝這些空照的單位為何，但幾乎可以確定是直屬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Fourteenth Air Force）的第21照相偵察中隊（21st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Squadron）。 中央研究院從美國國家檔案館取得的台灣地區舊航照中，也有少部分是由第21照相偵察中隊拍攝的，最早的一卷是在1943年11月22日拍攝（《Formosa Interim Report》也曾引用）。我個人認為比較有趣的是1944年3月1日任務的照片，這次任務的底片罐號是F09377及F12039，卻是由同一架偵察機上的三具相機（分別是左側、垂直、右側，稍後我會再說明）拍攝，只要找到對應的底片編號，就可以拼湊出目標區從左側地平線到右側地平線的全景。以下三張照片就是該任務中拍攝鵝鑾鼻半島及滿州庄（現在的屏東縣滿州鄉）的左側、垂直、右側空照（編號都是5號）： 左側相機拍攝的照片L05（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垂直相機拍攝的照片TV5（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右側相機拍攝的照片R05（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各位可以把前三張照片跟下面的同地區現代衛星照片（點擊可放大）作比較： 現在的鵝鑾鼻半島及滿州鄉衛星照片（Source: Google Earth） 下面的照片是第21照相偵察中隊在1944年8月25日拍攝的（底片罐號是F10303），照片中心點右下側的倒Ｖ字形區域是小港飛行場（現在的小港機場）：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這卷底片有趣的是最後一張（如下），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在降落後還啟動了右側相機的快門，所以拍下了降落地點的地面照片（不知道這是中國的哪裡？）：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第21照相偵察中隊當時配備的偵察機是從P-38戰鬥機發展而來的F-5系列偵察機（千萬不要跟後來的F-5系列噴射戰鬥機搞混），原來位於P-38機鼻位置的機槍或機砲被移除，改為照相機艙。F-5的相機有多種配置方式，前面看到的左側、垂直、右側照片是利用所謂的三物鏡攝影（tri-metrogon）配置，以三具相機同時拍攝。下圖（不是第21照相偵察中隊的飛機）顯示了F-5左側與垂直照相的窗口，在機鼻另一面與左側窗口對稱的位置還有一個右側照相的窗口，除了三物鏡攝影所用的窗口，下圖也顯示了F-5的其他照相窗口： 第21照相偵察中隊偵察台灣所用的F-5偵察機以F-5A與F-5B兩種構型為主。因為F-5A是以P-38G為藍本發展出來，而F-5B是基於P-38J的設計，兩者在外型上的最大差異是螺旋槳下方的冷卻系統進氣口，F-5A（P-38G）的進氣口比較呈流線型，所以我們就可以從照片判斷出1944年3月1日的任務是由F-5A執行，而執行8月25日任務的是一架F-5B。下面兩張照片分別是第21照相偵察中隊的F-5A與F-5B，各位可以比較一下冷卻系統進氣口的差異： 第21照相偵察中隊的F-5A 第21照相偵察中隊的F-5B
這份快刀計畫的文件，你看懂了多少？
有人質疑我寫書都不用注釋來說明內容的出處。其實我最近的兩本書跟我的工作很類似，都要整理解讀大量的資料，差別在於我的工作有高效能的資料庫跟軟體工具可以運用，而我寫書只能用紙筆跟我的大腦來整理成千上百的檔案文件。所以如果我要按照學術規格來註解，這兩本書恐怕至少會膨脹成原來的1.5倍厚。尤其是黑貓中隊執行的每次任務至少有一二十個相關文件，全部列出來會非常可怕。 另一個問題是註明這些出處對大部分的讀者有幫助嗎？還是只是虛佔篇幅而已？以下面這份檔案為例，中情局的網站列出的文件名稱就只是 (Untitled) 這樣而已，像這種文件比比皆是，把出處寫出來恐怕只對極少數的學者有意義。即使讀者有辦法按照注釋的出處找到原始文件，十之八九也看不懂。各位可以嘗試解讀以下文件的內容，再往下看可以看到我的說明： A: 任務編號 B: 預定起飛日期與時間 C: U-2搭載的系統，以暗碼表示 D: U-2的機號，但是這份文件在解密時被遮蔽了，所以看不到 E: 飛行員，前半部都被遮蔽，所以我從來不知道寫什麼，幸好這份文件沒有把 19 這個編號遮蓋，這是王政文的代號 F: 預定降落日期與時間 G: 進入禁區的時間點 H: 我看到的文件都是寫 NONE，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以上全車自由座，請勿對號入座。
王政文執行黑貓中隊首次Delta II相機偵照任務
在任務中（作戰或訓練）殉職的黑貓中隊飛行員，由於自己無法在快刀計畫解密後受訪，所以後人對於他們執行任務的狀況往往所知不多。在訓練任務中殉職的飛行員尤是，而1965年10月22日於訓練任務中失事的王政文便是其中之一。中華戰史文獻協會編纂的《空軍特種作戰史（三）》雖然概述了王政文在1965年5月14日執行的偵照任務，不過描述的重點放在他冒險犯難的事蹟，對於黑貓中隊的主要任務——高空偵察——這部分著墨不多。其實這次任務對於快刀計畫也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因為這是中情局H分遣隊的U-2首次在作戰任務中以Delta II（或稱112B）相機進行偵照。 當時的美國總統詹森在2月13日決定北越進行持續性的大規模轟炸，發動代號ROLLING THUNDER的作戰行動，從3月2日正式展開，從此越戰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於美國擔憂中共持續援助北越，美國的情報委員會在5月12日指示將位於中越邊界的憑祥列為U-2最優先偵照的目標。憑祥雖然只是個小鎮，卻是連結中國與北越的重要鐵路轉運站（上圖以紅框標示的Ping-hsiang）。中央情報局當天就下令H分遣隊準備在14日上午執行C285C任務，憑祥列為首要目標，而且首度改用高解析度的Delta II相機。此型相機的前身是CORONA偵察衛星所用的C Triple Prime相機，中情局在1963年請製造商Itek改裝成Delta I（又稱112A）相機，供U-2使用。桃園H分遣隊的美籍飛行員（不是黑貓中隊）曾在1963年底，兩度以Delta I相機偵察北越地區。Delta II相機是由兩部Delta I相機改裝而成，具有立體照相功能，最佳解析度可達11英吋，遠優於黑貓中隊原本使用的B型相機。 下圖是中情局照相判讀人員於任務結束後繪製的照相路線圖，若跟《空軍特種作戰史（三）》的附圖比較，可以發現後者較為簡略。事實上，根據中情局的其他任務資料，王政文起飛後是往台灣東海岸飛行，而且中情局透過監聽得知中共的預警雷達在這一段航線就開始監控這架U-2。《空軍特種作戰史（三）》附圖畫的航線是沿著台灣西岸飛行，顯然是畫錯了。除此之外，該文也把憑祥東方的寧明誤寫成明寧。 儘管Delta II型相機有很好的解析度，它的刈幅寬（swath width）卻僅有16海里左右，這可以從下方的任務涵蓋圖看出來，憑祥就位於右上角CH兩個字的上方： 《空軍特種作戰史（三）》提到王政文的U-2在這次任務中曾經兩度遭到中共的MiG-21躦升攔截，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以下中情局的報告（點擊可放大），有較詳細的描述。王政文機上的第12號與第13號系統雖然在這次任務中曾經發出警示及作用，這只表示系統曾經接收到地對空飛彈火控雷達的訊號，並不表示有飛彈發射。《空軍特種作戰史（三）》說「地對空導彈發射攔擊1次」其實是錯的，各位也可以參考以下報告的最後一段： 下圖是這次任務在海南島東北角的清瀾港拍到的魚雷快艇，各位可以感受一下Delta II相機的解析度。
歷史上的今天：1945年5月30日高雄市空襲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1945年5月30日，第5航空隊傾全力出動所有妥善的B-24，以260磅破片殺傷彈轟炸高雄市一帶的日軍防空砲火陣地。為了安全起見，飛機的投彈高度都設定在一萬五千英呎以上，並使用雷達反制裝置，同時投放金屬帶干擾日軍雷達的運作。第22轟炸大隊第2、19、33、408轟炸中隊出動29架B-24，第43轟炸大隊第64、65、403轟炸中隊25架，第90轟炸大隊第319、320、321、400轟炸中隊27架，第380轟炸大隊第528、529、530、531轟炸中隊34架，總計有115架B-24參與這次大規模的空襲任務。上圖是第43轟炸大隊第403轟炸中隊拍攝的照片，由於是使用260磅破片殺傷彈實施轟炸，炸彈爆炸產生的濃煙體積較小，在黑白照片上不易看清楚，所以我用箭頭指出三處炸彈的落點。 下圖是第403轟炸中隊在任務報告中的附圖（點擊可放大），圓圈是當天目標之一的日軍防空砲火陣地，所以上圖只有最左邊箭頭的炸彈命中目標，另外兩處都是miss。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圖是這座陣地在1944年10月的原貌（點擊可放大）：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圖是第380轟炸大隊在這次任務前收到的任務指令： 當天有4架B-24因故在高雄以外的地點投彈，其中包括第43轟炸大隊編號853的B-24，這架飛機因為一具發動機故障而無法飛抵目標，所以就近在恆春附近投下炸彈。機員之一的James Rodella在日記中寫下了當天的任務： 最近幾年有越來越多人紀念發生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因為這是台灣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單一城市在單日遭受最大規模空襲的一次。然而如果以規模來看，這次發生在台北大空襲前一天的轟炸也有四個轟炸大隊超過110架的B-24參與，其實也稱得上是一次大空襲，更何況高雄市還是台灣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受害最嚴重的城市。不過我的重點其實是不應該以空襲規模大小作為紀念的標準，即使只有一個人受傷的空襲，對於當事人和家庭也可能是一輩子無法磨滅的沉重記憶。
第三次台海危機
The Miami News (via JFK Library) 中華民國政府在1961年秘密成立「國光作業室」，負責擬定反攻大陸的作戰計畫。進入1962年後，蔣介石總統更加積極準備反攻大陸，他在1月24日與美國海軍輔助通信中心主任（實為中央情報局台北站長）克萊恩會面時，曾當面詢問「目前不知閣下是否認為我們中美雙方已經到了可以討論反攻大陸的適當時機」。美國的甘迺迪政府為了避免事態擴大，連番派出高層官員前來台北，敦促蔣總統打消這個念頭。但是蔣總統只是同意將反攻的發起時間從6月延到10月，並未真正放棄。4月2o日，國府成立研究反攻大陸計畫的「420委員會」，參與者包括賴中將名湯、衣少將復恩、黃少將德美、趙少將光漢，並以賴中將名湯為首席委員；美國方面的代表包括美海軍輔助通信中心副主任梅樂利先生、美海軍輔助通信中心情報作戰處處長納茲基先生、美海軍輔助通信中心主管空軍業務之寇特上校，以梅樂利先生為美方首席委員，並以美軍台灣協防司令部參謀吳登准將為美方之軍事顧問。克萊恩因為當天就要返美赴任中情局的情報處副局長（Deputy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所以未在420委員會中掛名。 為了籌措軍費，立法院在4月27日通過國防臨時特別捐徵收條例，自5月1日起從各項稅額、客運票價徵收20%至50%不等的金額，至次年6月3日為止。中情局5月10日從台北發出的一份密電指出，國府的軍隊已經有80%完成作戰的準備，而且如果一切進行順利，所有的部隊在三個月內就可以完成備戰。這份密電也指出，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只要準備完成，而且有成功登陸的機會，國府就會發動行動，不管美國的態度如何。 在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共對於國府的積極行動也有所警覺，毛澤東在5月17日及29日兩度召見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要羅針對台灣海峽與中印、中蘇邊界的局勢進行戰備。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佈了《關於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數個師的兵力奉命向福州軍區機動。美國方面立即偵知中共動作（應該是透過監聽獲得），中情局每天呈遞甘迺迪總統參考的《The President’s Intelligence Checklist》在6月11日這天就提到了中共軍隊的調動，只是仍不確定中共真正的目的： 中共駐波蘭大使罕見的要求在6月15日私下會晤美國駐波蘭大使卡伯特，不過王炳南在預定見面的當天又稱病取消這次會晤，讓美國搞不清楚中共的用意。隨著中共的部隊持續湧入福州軍區，情勢越來越緊張，甘迺迪總統20日在白宮約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S. McNamara）、中情局長麥康（John A. McCone）等政府高層會商台海局勢。麥康認為從中共調動兵力的規模和急迫性來看，很可能是要對金門發動突襲。然而接著發言的麥納馬拉卻認為情況沒那麼嚴重，而且還質疑中情局的情報蒐集能力，因此他建議再蒐集更多的情報，同時表示可以派遣兩架戰略空軍司令部的U-2到台灣支援，利用天氣好的時候，由國府的飛行員駕駛四架U-2同時出動，以求得最大的效果。 麥康表示U-2的偵察任務會受到天氣的限制，甘迺迪就從門外漢的角度問麥康是否可以讓U-2飛低一點。總之，麥康在這次會議裡的表現並不理想。不過麥康後來指示中情局的U-2總部從愛德華空軍基地的G分遣隊調派一架U-2到台灣支援位於桃園的H分遣隊，這架編號342的U-2在26日就飛抵台灣，加上原本就在桃園基地的兩架，所以同時有三架U-2進駐（358、378、342）： 中情局稍早規劃在台北時間23日上午出動一架U-2執行GRC-114任務，偵察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中共部隊動向，但是因為目標區氣象預報不佳而三度延後，最後被迫取消。而在同一區域以不同航線偵照的GRC-115任務，則如期在台北時間26日上午由陳懷駕駛358號U-2起飛執行。以下即為該次任務航線圖： 黑貓中隊在6月29日、6月30日兩天又分別由楊世駒與華錫鈞執行了GRC-116、GRC-117任務，密集監視共軍在台灣海峽沿岸省分的動態，不過中共軍隊大約從25日開始之後就停止機動。進入7月後，黑貓中隊在7月6日上午由楊世駒執行了GRC-119任務，偵察的結果並未改變美國之前的研判，也看不出中共要攻打外島的傾向： 黑貓中隊在7月10日由陳懷再執行了GRC-120任務，中共依然沒有更進一步的動向： 歷史後來告訴我們，這次號稱第三次台海危機的緊張情勢並沒有再升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動用U-2之外，代號BOWTIE的偵察行動也從6月20日開始，在天候許可的情況下每日從台灣出動RF-101到福州、廈門、汕頭一帶偵察，7月3、4、5日這三天還各出動了兩個架次，6日更多達三架次。下圖即為偵察福州任務的航線圖：
有沒有GRC-101、GRC-103、GRC-105這些單號的任務？
上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文件所列的快刀計畫完成的第一到第四次偵察任務，可以看到編號都是雙號，所以究竟有沒有GRC-101、GRC-103、GRC-105這些單號的任務？還是老美迷信不排單號？ 從下面這份電報（點擊可放大）就知道確實是有GRC-101任務的，電報上原始的執行日期是1962年1月28日，預定於2253Z起飛。由於這個時間是等同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Zulu Time，因此台北時間是29日上午0653起飛。然而任務前的氣象預報顯示目標區的天氣不理想，只好延後執行，這是為什麼電報上的28日被改成30日的原因。 可是天公老是不作美，中情局於30日（本文若無特別說明，都以格林威治時間為準）再度因目標區的天氣因素將GRC-101任務延到2月1日，後來又延到2日，最後決定取消。下面的電報顯示GRC-101和原定由美籍飛行員執行的3063號北越任務，都以天氣因素取消（cancelled due wx）： 重點是電報的第2點，畢竟都延後兩次了，為什麼不能再延？原來是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弟弟、同時也是司法部長的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預定在2月4日至19日之間訪問日本和印尼，並在台灣過境停留。國務院因此要求中情局在這段期間暫停所有U-2的任務，U-2計畫總部也就順勢取消了這兩次任務。至於我國政府這邊知不知道這個內情？我個人認為是不知道，因為的確目標區的天候不佳，如果讓國府知道，恐怕會對這項才剛剛起步的偵察合作會有不良影響。歷史的發展也告訴我們，中情局在快刀計畫中基於美國的政治考量而取消任務的次數不勝枚舉，但是國府（其實是蔣經國）也非省油的燈，到了計畫後期也經常藉故不批准中情局的任務申請。 羅伯‧甘迺迪返美後，GRC-101任務直接改編號成為GRC-102，訂於2月20日執行。不過任務前也因目標區的天氣預報不理想而延後，中情局所以指示桃園的H分遣隊也準備在2月23日執行GRC-103任務，任務內容跟GRC-102一模一樣，只是備用，若GRC-102任務順利執行就會取消。以下的電報就是GRC-103任務的待命指示，可以在第5點看到這是一次預備任務（back up）： GRC-102任務後來由楊世駒在2月22日起飛執行（關於這次任務，可參考《楊世駒的GRC-102任務》一文），所以GRC-103就跟著取消。 接下來的GRC-104任務原定於3月11日起飛執行，同樣又因目標區氣象預報不佳而延後24小時，中情局也指示H分遣隊為預備性質的GRC-105任務待命。結果GRC-104任務在12日由華錫鈞順利執行（但目標區的實際天氣比預報差太多），GRC-105也就被取消了。
黑貓中隊在第13號系統使用限制解除後的三次任務
1964年的東京灣（Gulf of Tonkin）事件爆發後，黑貓中隊的任務重心開始移轉到跟北越接壤的中國南部地區。當時黑貓中隊的U-2已經配備可主動干擾反制的第13號系統（System 13），但張立義還是在1965年1月10日的C025C包頭偵察任務中失事（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高度懷疑他被擊落，但無法完全確認）。由於美國軍方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第13號系統的使用設下諸多限制，黑貓中隊的飛行員只獲准在第12號系統發出警告後再以手動方式啟動第13號系統。張立義事件不僅讓黑貓中隊如前幾次失事後暫時停飛，蔣經國也對中情局表示，除非修改第13號系統的使用規範，讓飛行員得到更多的保護，否則國府方面不願意再冒險出任務。美國方面雖然從1964年8月就開始運用Ryan 147型無人飛機偵察北越及中國南部，初期效果不彰，無法滿足美軍對中國南部地區的情報需求。中情局裡負責整合各方偵察需求的空中偵察委員會（COMOR）在1965年2月就列出一百多個位在中越邊境一帶的偵照目標，如果黑貓中隊不能出動，就只能動用原本在北緯19度線以南偵照的美國空軍U-2。所以中情局局長麥康（John A. McCone）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施壓，要求他們解除第13號系統的使用限制。2月12日，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讓步，同意讓飛行員一進入敵區上空就開啟系統，直到脫離為止。 中情局隨即規劃執行偵察中國南部北越邊境的任務，原定於2月18日上午起飛的C035C任務，因為預報顯示目標區的天氣惡化而取消。第二天，王政文順利執行了C045C任務，本文一開始的地圖即為本次任務的飛行航線圖（點擊可放大）。 由於仍有目標未被C045C任務涵蓋，中情局的U-2計畫總部指示H分遣隊在21日從泰國境內的塔克里（Takli）基地執行C055C任務。下圖為C055C預定偵照的24個目標： C055C任務在要進行的前一天因故延後24小時。22日上午格林威治時間00:32（台北時間08:32），擔任C055C任務飛行員的王錫爵駕駛U-2起飛，不過他在進入中國大陸上空後不久，U-2的B型相機就發生故障，王錫爵被迫中止任務返航。下圖紅線是C055C的實際照相航線，各位可以點擊放大後跟上圖的目標做比較： 由於任務提前結束，王錫爵這次只拍攝到四個計畫中的目標。黑貓中隊在24日再度從塔克里出動，由吳載熙負責執行C065C任務，這次任務順利完成，而這也是吳載熙個人的第一次U-2作戰任務。下圖為C065C的飛行航線圖（點擊可放大）：
王濤與黑貓中隊U-2的航線禁制令
2009年初，黑貓中隊末代隊長王濤為了慶祝八十歲生日，請航空史專家傅鏡平把他的生平寫成傳記，而他執行過的U-2任務則由我幫他整理後放在書的附錄。當時他已經透過國防部，取得他執行過的U-2任務日期與摘要描述，就一併提供給我作為寫作的參考。國防部這份文件指出，王濤的第11次任務是在民國60年（1971年）10月9日執行，「由基隆出海直航遼東半島及山東半島間渤海灣，發現獐子島有地對空飛彈掩體6座、煙台飛彈貯存庫一處、土城子機場有米格19機9架…」。不過我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文件中找不到任何記錄顯示1971年10月9日有U-2出任務，最接近的日期是10月8日的C311C任務。然而C311C任務是蒐集通訊情報的LONG SHAFT任務，除了電子偵察裝備之外，U-2只有裝設一具小型的35mm航跡照相機，照片上不可能判讀出前述的目標細節。反而10月2日的C301C任務是到山東與遼東半島的沿海照相（上圖即為本次任務的照相涵蓋圖，點擊可放大），而且也拍到了獐子島飛彈陣地與煙台飛彈貯存庫，所以我就決定不照國防部的內容來寫。王濤的傳記《空軍黑貓華航：我的飛行生涯》出版後，國防部在第二年出的《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依然把王濤的第11次任務日期列在民國60年10月9日，但任務編號從缺，表示國防部保存的原始檔案記載就有問題。 今天會再提起這段往事，是因為我最近在中情局解密資料發現王濤在C301C任務中曾經偏離航線，因此受到美方的關切。其實王濤是為了能夠涵蓋到一座新發現的機場，並多拍海洋島（上面照相涵蓋圖右上角紅框內）海軍基地的照片，而把兩段預定航線稍加延伸，所以他是求好心切。不過中情局的人認為情節嚴重，王濤不僅未按照任務計畫執行，甚至一度距離山東半島北部一座地對空飛彈陣地還不到25海浬，讓中情局主管U-2的特種活動室主任Bevan將軍相當不高興。下圖是中情局內部討論這次偏航事件的電報，中情局在解密時忘了把王濤（Tom）及黑貓中隊隊長劉宅崇（Terry）的名字塗掉，讓我可以確認這次任務是王濤飛的。 其實王濤跟中情局堅持黑貓中隊的U-2要跟中國大陸的陸地保持距離還有其他的關係。 美國從1968年4月起禁止黑貓中隊的U-2進入中國大陸上空執行偵察任務，范鴻棣在1968年3月16日執行的C058C因此成為黑貓中隊最後一次進入中國大陸的任務。到了10月1日，美國為了避免激怒中共，好讓跟北越的和談順利進行，303委員會規定日後所有U-2電子偵察或照相任務都必須與中國大陸海岸線保持20海浬以上的距離。1969年12月1日，王濤執行C299C任務時，在岱山島一帶被中共發射三枚飛彈突襲，所幸王濤轉彎迴避，人機均安。但是303委員會因此在12月20日的會議中討論是否要把距離中國大陸海岸線20海浬以上的限制，擴大到距離海岸線和沿海島嶼20海浬以上。中情局研究後發現，如果U-2的航線要退到距離沿海島嶼20海浬以上，會嚴重影響偵察的效果，所以說服303委員會不要擴大安全距離。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透過電視宣布他已派遣季辛吉密訪北京，而他本人也將在1972年5月前訪問中國，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又更進一步。中華民國政府不甘示弱，將原定7月16日執行的C271C任務取消。到了8月5日，從303委員會演變而來的40委員會指示將U-2的「禁航區」從中國大陸本土沿海20海浬向外延伸到25海浬，並且不得飛越任何中共管轄的島嶼。這項禁制令發布後，原定9月份執行的C281C與C291C剛好因天氣不佳而取消，所以王濤的C301C任務就成為禁令生效後第一次執行的U-2任務。從下面這份C301C任務規劃提案的Justification這一段可以看到，中情局在規劃U-2的航線時，除了距離中國的陸地至少25海浬，跟任何島嶼也保持12海浬以上的距離。 所以王濤是黑貓中隊的U-2被限制必須距離中國大陸的陸地25海浬以上之後，第一個執行任務的飛行員，但也是違反這項規定的第一人。王濤在黑貓中隊服役期間，碰巧還有其他「第一個」的紀錄：他是換裝U-2R之後，第一位駕駛U-2R執行任務的隊員，也是第一位在U-2R任務中被飛彈攻擊的隊員，而且是第一位執行LONG SHAFT任務（C121C）的隊員。
華錫鈞將軍記錯了
不久之前仙逝的華錫鈞將軍在黑貓中隊服役的時候，曾經創下隊上空前絕後的紀錄，在48小時內連續執行兩次U-2偵察任務。他在1999年出版的自傳《戰機的天空》及國防部2010年編印的《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中都提到這件事，想必他十分在意。根據他在兩本書的說法，這連續兩次任務的第一次是在1962年12月27日，然而起飛後就天氣不佳，沿途幾乎都是雲層密布，飛到雲南一帶仍未改善，所以就不照原定航線飛行，直接返回台灣。他在《戰機的天空》裡指出落地時間是下午三點半，但在《高空的勇者》裡則是說下午14時30分降落桃園，耗時7小時59分。不過最近我在研究他這兩次任務時，發現他的講法跟中情局當時的記錄差異很大。 華錫鈞在1962年12月27日執行的這次任務編號是GRC-135，目標區是中越邊境一帶，這次任務特別之處，是中情局安排在幾乎同一時間由G分遣隊的U-2從泰國的泰克里（Takhli）基地起飛執行偵察北越的3206號任務。下圖是中情局在12月26日（這是軍用時區Zulu的時間，相當於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中情局在任務的電報中都是用這個時區，所以以下除非特別註明，否則提到的時間都是Zulu時間，只要加上8小時就是台北時間）發出的電報，裡面提到兩架U-2最接近的時候是在中越邊境的諒山附近，可能近到可以看見彼此的飛機。 執行3206號任務的U-2在27日的0007Z起飛。下圖是G分遣隊報告U-2起飛時間的電報，注意左上角DTG的時間0103Z是晚於起飛時間的（因為要先起飛才能報告啊）： G分遣隊在下面的電報中報告3206號任務的U-2已在27日的0642Z降落： 中情局規劃執行GRC-135任務的U-2預定在26日的2340Z起飛，不過降落時間在這份文件解密時被塗黑了： 下面電報顯示GRC-135任務實際的起飛時間是26日的2347Z。不過這電報上的任務編號被塗銷了，如何確定它指的就是GRC-135任務？它上面寫的參照編號（REF OPCEN）是0860，跟上面電報的編號一樣，所以錯不了： 下面電報顯示GRC-135任務的實際降落時間是27日的0230Z，也就是台北時間27日上午10時30分，比華將軍在《高空的勇者》裡說的時間早了四個小時。換句話說，華將軍這次任務的飛行時間只有2小時43分（不計前置準備時間），比他在《高空的勇者》說的7小時59分少了很多！ 以下的Status Report提到SYS 12 MALFUNCTION，表示第12號系統的故障是這次任務Abort的原因。注意左上角的TOR時間是27日的0208Z，距離上面提到的實際降落時間不到半小時，第G點也提到這架U-2正在消耗燃料準備降落： 華錫鈞駕駛的U-2降落後，中情局的地勤人員馬上就對第12號系統進行檢查，發現只要把第12號系統的電力來源從原來的Alternator換成Inverter就可暫時排除問題，並在27日的0626Z修理完畢。由於GRC-135任務Abort，中情局安排在次日重新執行一次（re-run），編號改為GRC-136： 根據華錫鈞所述，當時的隊長盧錫良要他在第二天繼續完成任務，也許就是因為他前一天的飛行時間不到三個小時。華錫鈞執行的GRC-136任務在28日的0705Z降落，以下的電報顯示華錫鈞在任務歸詢中提到沿途的雲量不少，這一點跟他在書中所說「沿途空域天候良好，想必偵照結果必定相當清楚」、「從昆明回航的途中可說是一路碧空」差異極大： 以下的電報顯示，因為雲量偏多，華錫鈞在航線的S檢查點就直接返航，這一點跟他在兩本書中描述前一天的任務反而極為相似。華將軍出版自傳時，距離這次任務已超過三十年，所以恐怕是他記錯了！ 中情局在1963年1月初，對GRC-135、3206、GRC-136這三次做了摘要報告（如下圖），也可以確定GRC-135是因第12號系統故障而中止，GRC-136沿途雲量偏多。所以華將軍雖然在48小時內連續執行兩次任務仍是一項創舉，但恐怕內容跟我們過去所知的相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