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1945年5月30日，第5航空隊傾全力出動所有妥善的B-24，以260磅破片殺傷彈轟炸高雄市一帶的日軍防空砲火陣地。為了安全起見，飛機的投彈高度都設定在一萬五千英呎以上，並使用雷達反制裝置，同時投放金屬帶干擾日軍雷達的運作。第22轟炸大隊第2、19、33、408轟炸中隊出動29架B-24，第43轟炸大隊第64、65、403轟炸中隊25架，第90轟炸大隊第319、320、321、400轟炸中隊27架，第380轟炸大隊第528、529、530、531轟炸中隊34架，總計有115架B-24參與這次大規模的空襲任務。上圖是第43轟炸大隊第403轟炸中隊拍攝的照片，由於是使用260磅破片殺傷彈實施轟炸，炸彈爆炸產生的濃煙體積較小，在黑白照片上不易看清楚，所以我用箭頭指出三處炸彈的落點。 下圖是第403轟炸中隊在任務報告中的附圖（點擊可放大），圓圈是當天目標之一的日軍防空砲火陣地，所以上圖只有最左邊箭頭的炸彈命中目標，另外兩處都是miss。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圖是這座陣地在1944年10月的原貌（點擊可放大）：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圖是第380轟炸大隊在這次任務前收到的任務指令： 當天有4架B-24因故在高雄以外的地點投彈，其中包括第43轟炸大隊編號853的B-24，這架飛機因為一具發動機故障而無法飛抵目標，所以就近在恆春附近投下炸彈。機員之一的James Rodella在日記中寫下了當天的任務： 最近幾年有越來越多人紀念發生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因為這是台灣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單一城市在單日遭受最大規模空襲的一次。然而如果以規模來看，這次發生在台北大空襲前一天的轟炸也有四個轟炸大隊超過110架的B-24參與，其實也稱得上是一次大空襲，更何況高雄市還是台灣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受害最嚴重的城市。不過我的重點其實是不應該以空襲規模大小作為紀念的標準，即使只有一個人受傷的空襲，對於當事人和家庭也可能是一輩子無法磨滅的沉重記憶。
Month: May 2017
第三次台海危機
The Miami News (via JFK Library) 中華民國政府在1961年秘密成立「國光作業室」，負責擬定反攻大陸的作戰計畫。進入1962年後，蔣介石總統更加積極準備反攻大陸，他在1月24日與美國海軍輔助通信中心主任（實為中央情報局台北站長）克萊恩會面時，曾當面詢問「目前不知閣下是否認為我們中美雙方已經到了可以討論反攻大陸的適當時機」。美國的甘迺迪政府為了避免事態擴大，連番派出高層官員前來台北，敦促蔣總統打消這個念頭。但是蔣總統只是同意將反攻的發起時間從6月延到10月，並未真正放棄。4月2o日，國府成立研究反攻大陸計畫的「420委員會」，參與者包括賴中將名湯、衣少將復恩、黃少將德美、趙少將光漢，並以賴中將名湯為首席委員；美國方面的代表包括美海軍輔助通信中心副主任梅樂利先生、美海軍輔助通信中心情報作戰處處長納茲基先生、美海軍輔助通信中心主管空軍業務之寇特上校，以梅樂利先生為美方首席委員，並以美軍台灣協防司令部參謀吳登准將為美方之軍事顧問。克萊恩因為當天就要返美赴任中情局的情報處副局長（Deputy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所以未在420委員會中掛名。 為了籌措軍費，立法院在4月27日通過國防臨時特別捐徵收條例，自5月1日起從各項稅額、客運票價徵收20%至50%不等的金額，至次年6月3日為止。中情局5月10日從台北發出的一份密電指出，國府的軍隊已經有80%完成作戰的準備，而且如果一切進行順利，所有的部隊在三個月內就可以完成備戰。這份密電也指出，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只要準備完成，而且有成功登陸的機會，國府就會發動行動，不管美國的態度如何。 在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共對於國府的積極行動也有所警覺，毛澤東在5月17日及29日兩度召見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要羅針對台灣海峽與中印、中蘇邊界的局勢進行戰備。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佈了《關於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數個師的兵力奉命向福州軍區機動。美國方面立即偵知中共動作（應該是透過監聽獲得），中情局每天呈遞甘迺迪總統參考的《The President’s Intelligence Checklist》在6月11日這天就提到了中共軍隊的調動，只是仍不確定中共真正的目的： 中共駐波蘭大使罕見的要求在6月15日私下會晤美國駐波蘭大使卡伯特，不過王炳南在預定見面的當天又稱病取消這次會晤，讓美國搞不清楚中共的用意。隨著中共的部隊持續湧入福州軍區，情勢越來越緊張，甘迺迪總統20日在白宮約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S. McNamara）、中情局長麥康（John A. McCone）等政府高層會商台海局勢。麥康認為從中共調動兵力的規模和急迫性來看，很可能是要對金門發動突襲。然而接著發言的麥納馬拉卻認為情況沒那麼嚴重，而且還質疑中情局的情報蒐集能力，因此他建議再蒐集更多的情報，同時表示可以派遣兩架戰略空軍司令部的U-2到台灣支援，利用天氣好的時候，由國府的飛行員駕駛四架U-2同時出動，以求得最大的效果。 麥康表示U-2的偵察任務會受到天氣的限制，甘迺迪就從門外漢的角度問麥康是否可以讓U-2飛低一點。總之，麥康在這次會議裡的表現並不理想。不過麥康後來指示中情局的U-2總部從愛德華空軍基地的G分遣隊調派一架U-2到台灣支援位於桃園的H分遣隊，這架編號342的U-2在26日就飛抵台灣，加上原本就在桃園基地的兩架，所以同時有三架U-2進駐（358、378、342）： 中情局稍早規劃在台北時間23日上午出動一架U-2執行GRC-114任務，偵察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中共部隊動向，但是因為目標區氣象預報不佳而三度延後，最後被迫取消。而在同一區域以不同航線偵照的GRC-115任務，則如期在台北時間26日上午由陳懷駕駛358號U-2起飛執行。以下即為該次任務航線圖： 黑貓中隊在6月29日、6月30日兩天又分別由楊世駒與華錫鈞執行了GRC-116、GRC-117任務，密集監視共軍在台灣海峽沿岸省分的動態，不過中共軍隊大約從25日開始之後就停止機動。進入7月後，黑貓中隊在7月6日上午由楊世駒執行了GRC-119任務，偵察的結果並未改變美國之前的研判，也看不出中共要攻打外島的傾向： 黑貓中隊在7月10日由陳懷再執行了GRC-120任務，中共依然沒有更進一步的動向： 歷史後來告訴我們，這次號稱第三次台海危機的緊張情勢並沒有再升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動用U-2之外，代號BOWTIE的偵察行動也從6月20日開始，在天候許可的情況下每日從台灣出動RF-101到福州、廈門、汕頭一帶偵察，7月3、4、5日這三天還各出動了兩個架次，6日更多達三架次。下圖即為偵察福州任務的航線圖：
有沒有GRC-101、GRC-103、GRC-105這些單號的任務？
上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文件所列的快刀計畫完成的第一到第四次偵察任務，可以看到編號都是雙號，所以究竟有沒有GRC-101、GRC-103、GRC-105這些單號的任務？還是老美迷信不排單號？ 從下面這份電報（點擊可放大）就知道確實是有GRC-101任務的，電報上原始的執行日期是1962年1月28日，預定於2253Z起飛。由於這個時間是等同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Zulu Time，因此台北時間是29日上午0653起飛。然而任務前的氣象預報顯示目標區的天氣不理想，只好延後執行，這是為什麼電報上的28日被改成30日的原因。 可是天公老是不作美，中情局於30日（本文若無特別說明，都以格林威治時間為準）再度因目標區的天氣因素將GRC-101任務延到2月1日，後來又延到2日，最後決定取消。下面的電報顯示GRC-101和原定由美籍飛行員執行的3063號北越任務，都以天氣因素取消（cancelled due wx）： 重點是電報的第2點，畢竟都延後兩次了，為什麼不能再延？原來是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弟弟、同時也是司法部長的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預定在2月4日至19日之間訪問日本和印尼，並在台灣過境停留。國務院因此要求中情局在這段期間暫停所有U-2的任務，U-2計畫總部也就順勢取消了這兩次任務。至於我國政府這邊知不知道這個內情？我個人認為是不知道，因為的確目標區的天候不佳，如果讓國府知道，恐怕會對這項才剛剛起步的偵察合作會有不良影響。歷史的發展也告訴我們，中情局在快刀計畫中基於美國的政治考量而取消任務的次數不勝枚舉，但是國府（其實是蔣經國）也非省油的燈，到了計畫後期也經常藉故不批准中情局的任務申請。 羅伯‧甘迺迪返美後，GRC-101任務直接改編號成為GRC-102，訂於2月20日執行。不過任務前也因目標區的天氣預報不理想而延後，中情局所以指示桃園的H分遣隊也準備在2月23日執行GRC-103任務，任務內容跟GRC-102一模一樣，只是備用，若GRC-102任務順利執行就會取消。以下的電報就是GRC-103任務的待命指示，可以在第5點看到這是一次預備任務（back up）： GRC-102任務後來由楊世駒在2月22日起飛執行（關於這次任務，可參考《楊世駒的GRC-102任務》一文），所以GRC-103就跟著取消。 接下來的GRC-104任務原定於3月11日起飛執行，同樣又因目標區氣象預報不佳而延後24小時，中情局也指示H分遣隊為預備性質的GRC-105任務待命。結果GRC-104任務在12日由華錫鈞順利執行（但目標區的實際天氣比預報差太多），GRC-105也就被取消了。
黑貓中隊在第13號系統使用限制解除後的三次任務
1964年的東京灣（Gulf of Tonkin）事件爆發後，黑貓中隊的任務重心開始移轉到跟北越接壤的中國南部地區。當時黑貓中隊的U-2已經配備可主動干擾反制的第13號系統（System 13），但張立義還是在1965年1月10日的C025C包頭偵察任務中失事（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高度懷疑他被擊落，但無法完全確認）。由於美國軍方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第13號系統的使用設下諸多限制，黑貓中隊的飛行員只獲准在第12號系統發出警告後再以手動方式啟動第13號系統。張立義事件不僅讓黑貓中隊如前幾次失事後暫時停飛，蔣經國也對中情局表示，除非修改第13號系統的使用規範，讓飛行員得到更多的保護，否則國府方面不願意再冒險出任務。美國方面雖然從1964年8月就開始運用Ryan 147型無人飛機偵察北越及中國南部，初期效果不彰，無法滿足美軍對中國南部地區的情報需求。中情局裡負責整合各方偵察需求的空中偵察委員會（COMOR）在1965年2月就列出一百多個位在中越邊境一帶的偵照目標，如果黑貓中隊不能出動，就只能動用原本在北緯19度線以南偵照的美國空軍U-2。所以中情局局長麥康（John A. McCone）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施壓，要求他們解除第13號系統的使用限制。2月12日，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讓步，同意讓飛行員一進入敵區上空就開啟系統，直到脫離為止。 中情局隨即規劃執行偵察中國南部北越邊境的任務，原定於2月18日上午起飛的C035C任務，因為預報顯示目標區的天氣惡化而取消。第二天，王政文順利執行了C045C任務，本文一開始的地圖即為本次任務的飛行航線圖（點擊可放大）。 由於仍有目標未被C045C任務涵蓋，中情局的U-2計畫總部指示H分遣隊在21日從泰國境內的塔克里（Takli）基地執行C055C任務。下圖為C055C預定偵照的24個目標： C055C任務在要進行的前一天因故延後24小時。22日上午格林威治時間00:32（台北時間08:32），擔任C055C任務飛行員的王錫爵駕駛U-2起飛，不過他在進入中國大陸上空後不久，U-2的B型相機就發生故障，王錫爵被迫中止任務返航。下圖紅線是C055C的實際照相航線，各位可以點擊放大後跟上圖的目標做比較： 由於任務提前結束，王錫爵這次只拍攝到四個計畫中的目標。黑貓中隊在24日再度從塔克里出動，由吳載熙負責執行C065C任務，這次任務順利完成，而這也是吳載熙個人的第一次U-2作戰任務。下圖為C065C的飛行航線圖（點擊可放大）：